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

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差异

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在当事人认定、交易结构的繁简、“穿透”合同关系的允许与禁止、合同瑕疵的容忍抑或矫正、商业逻辑的地位及作用、坚守“正位”抑或“错位”处理“火候”把握等方面存在差异。认识、重视和研讨之,目的和意义之一是,在法律适用时必须顾及商事合同的特殊性,不得僵硬地套用关于民事合同的规定。目的和意义之二是,不断地分析和甄别各种商事交易,对符合发展趋势的,予以固定;对存在种种弊端的,及时取缔;对有价值但暴露出缺陷的,必须消除缺陷,巩固积极的方面。目的和意义之三是,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上,尽可能地区分开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的规则,避免至少是降低“商事合同不够商事化、民事合同杂糅了商事元素”的现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方面,包括商事合同制度在内的商法的发展遵循得较为理想,但在法律体系的自洽、严密方面,它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者”。与此非常不同,包括民事合同制度在内的民法则保守得多,革新得缓慢,落后于社会生活的实际甚至本质的要求,只在觉得有把握时才将商法的某些成熟规则和理论吸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艳红:

确立网络游戏外挂刑法规制的入罪标准

网络游戏外挂通过使用特定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代替人工操作发出指令。当前网络游戏外挂由单一技术型升级为复合技术型,自动操作性大幅增强,并主要分为辅助操作类游戏外挂和数据修改类游戏外挂。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游戏外挂的刑法规制,存在对网络游戏外挂行为入罪标准的理解不一、个人责任和平台责任归责错位的问题。制作、销售、使用辅助操作类和数据修改类游戏外挂不构成犯罪,只有制作、销售超出正常运行机理的“超规格数据修改类游戏外挂”才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个人只有以营利为目的,深度介入“超规格数据修改类游戏外挂”的制作、销售过程,与平台达成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才成立共犯,否则仅是帮助行为,对此应将追责重心由个人转向平台,主要追究平台的刑事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陆幸福:

法理学亟须回应人工智能主体性之问

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人工智能既造福于人类,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各种冲击之中,最根本的是对人之主体性的挑战。近代以来,人超越于他物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其内容包括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自主决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性以及基于自身目的利用自然。然而,人工智能已经从以下方面挑战了人的主体性:冲击了人格尊严的基础,削弱了自主决定,降低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亟须法理学基于整体性反思和价值视角予以回应。法理学应采取的立场包括: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以彰显其独特性,明确反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坚持对人工智能涉主体性应用的合法性审查。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邹奕:

行政处罚之惩罚性的界定

行政处罚的关键特征体现为惩罚性,惩罚性是区分行政处罚与其他行政措施的实质标准。“惩罚”的本质是报应,相对于“制裁”“惩戒”这两个类似概念具有更加单纯的语义。就厘定行政处罚的范围而言,与倚赖行政法律规范的形式标准进路和追求特定价值目标的目标导向进路相比较,基于惩罚性的实质标准进路具有相对优势,应予坚持。依据惩罚性的一般逻辑,行政处罚应当具有惩处违法的基本目的,它并非补救实际损害或者防范现实风险的必要手段;行政处罚应当具有单方实现的具体内容,它是实力行为而非单纯的命令;行政处罚应当具有克减权益的直接效果,它所克减的利益包括非法利润和预期利益,但纯粹的精神利益不在此限。

(以上依据《政法论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比较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张宁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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